矿区人向来比较注重传统节日，端午前后，罕井的街头巷尾便飘起了粽香。

菜市场里，卖粽子的阿姨支了个小摊，糯米、红枣、豆沙摆了满满一桌。我站在旁边看了许久，看那些碧绿的粽叶在她手中翻转，糯米被裹进去，绳子一绕，一个棱角分明的粽子就成了。可总觉得哪里不对——那粽叶太小了，不如记忆里母亲用的那样宽大；那手法也太利落了，少了几分笨拙的温情。

记忆里的端午，是从母亲买回粽叶开始的。

清早，母亲带着我去菜市场，在堆得小山似的粽叶摊前挑挑拣拣。她要选那种叶片宽大、颜色青翠的，一张张展开来看，闻一闻，有草木的清香。回到家，粽叶要泡在大盆里，糯米也要泡。母亲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，面前摆着三个盆：粽叶、糯米、红枣。我则搬个更小的凳子坐在她旁边，名义上是帮忙，实则是捣乱。

母亲拿起两片粽叶，交叠成漏斗状，抓一把糯米填进去，再塞两颗红枣，铺一层米，手指压实，粽叶翻折，最后用绳子绑紧。动作不算快，但每一步都稳稳当当。我在旁边看得手痒，抢过粽叶学着做，结果米从各个缝隙漏出来，粽叶被我折得皱皱巴巴。母亲也不恼，接过去重新包好，说：“这个归你，记号是绑得最丑的那个。”

煮粽子的时候，满屋子都是清香。那香气糯糯的、甜甜的，从窗户飘出去，飘满整个院子。我守在冒着热气的铝锅旁，一遍遍问：“好了没有？”母亲用筷子戳一戳，说：“再等等。”等到终于可以出锅，我迫不及待地拆开绳子，粽子烫手，我一边吹气一边剥，糯米黏在粽叶上拉出细细的丝，咬一口，红枣已经化成了甜糯的馅，混着粽叶的清香，烫得我直吸气。

如今，我忙于自己的工作和小家，端午很少能赶回家，母亲便在电话里问：“想吃粽子吗？我给你寄。”我说不用，超市里什么粽子都有。确实什么都有，肉粽、蛋黄粽、蜜枣粽……包装精美，口味繁多。可买回来一吃，就是感觉不对，糯米还是糯米，粽叶还是粽叶，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

去年端午，我终于回了趟家。母亲说：“我给你包粽子吧。”我说好。她依旧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，面前的盆还是那几个，只是她的动作慢了许多，手指也不如从前灵活。我坐在旁边，不再捣乱，只是安静地看着她。粽叶在她手里翻转，糯米填进去，红枣放进去，绳子绕了几圈，她拉紧绳头的时候用了用力，手指关节微微发白。

粽子一出锅，我就剥开一个，咬了一口。糯米很软，红枣很甜，可我愣住了。我说不清是哪里不对，也许是米太糯了，也许是枣太甜了，也许都不是。母亲问我好吃吗，我说好吃。可我心里知道，这已不是回忆里的那个味道了。

不是粽子变了，是我变了。是我离那个守在灶台边一遍遍问“好了没有”的孩子太远了。是那些守在灶台边等待的时光，那些端午清晨满屋飘香的记忆，那些被母亲包容的捣乱和笨拙，再也回不去了。

我们怀念一种味道，往往不是怀念味道本身，而是怀念那个被爱着的、无忧无虑的自己。粽子年年都有，可母亲包的粽子，只存在于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。

粽叶还是那片粽叶，糯米还是那些糯米。只是吃粽子的人，再也吃不出儿时的滋味了。并不是味道变了，只是时光走了。